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惠雄教授在《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4期发表论文《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本文是该期第一篇论文。此前，我院吴伟炯博士也在《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3期发表论文《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2016年我院已经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发表2篇学术论文，大大提高了我院的学术影响力。
两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CIE•观点精粹】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
中国工业经济 | 2016-04-09 09:53
（图片来源：http://www.bcpcn.com）
消费者支出均衡：失落的经济学微观基础★
作者：陈惠雄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4期，原文题目：《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支出均衡的决定》。
★消费者均衡错失的支出均衡条件
在既定收入条件下，消费者如何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以导向效用均衡？这一问题在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中一直悬而未决。此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消费者均衡理论对消费者真实思维与决策过程的反映。消费者在既定收入条件下存在着“花多少”钱为效用最大与“如何花”钱为效用最大两个具有先后决策程序差异的不同消费者均衡问题。现有理论忽略了前一个均衡条件，导致理论假说与消费者行为事实不符并出现必要条件缺损。传统消费者均衡理论假定消费者既定收入全部用于当期消费，混淆了消费者既定收入与实际支出的差异，导致我们一直在使用消费者“虚假”均衡来研究人类行为的真实问题。
聚焦生命成本与异质收入，破解消费者支出均衡之谜
现有消费者均衡理论忽略了对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过程的考虑，和它是一种“纯消费者”的认知局限有关。消费的本质在于满足消费者生命快乐的需要，由于可行能力差异，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一单位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往往不同，即不同消费者为取得同一元收入耗费的生命成本经常是具有异质性的。异质收入现象会让消费者把消费支出与为取得该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联系起来，以获得不同生命成本付出情景下的最大消费效用。消费者支出均衡决策就是建立在个体为获得一定收入需要付出具有异质性的生命成本这一微观行为基础之上。
基于生产者—消费者联系的经济分析思维，建立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
消费者均衡本质上是消费者为获得一定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与收益（消费品效用）之间的边际均衡。运用生产者—消费者行为相联系的经济分析思维，消费者的支出决策行为会和作为生产者时获取收入的难易程度联系起来，消费者对任何一组商品的最优收入支出量是使最后一元钱购买该组商品所带来的边际正效用与为获得这元钱作为生产者时付出生命成本产生的边际负效用相等，并由此把消费者均衡与生产者均衡原理统一起来。当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产生的正效用和消费者作为生产者时为获得相应收入付出生命成本产生的负效用边际相等时，即为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在此预算空间内形成购买商品组合的“使用均衡”为消费者的最大效用，即实现了既定收入条件下的消费者支出－使用均衡解。
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是因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不实
由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可知，两个收入相同但为获得此收入付出不同生命成本的消费者，实际的消费者支出预算会不同。传统消费者预算线既不能反映单个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决策情形，也不能反映消费者真实的商品消费组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需求曲线会出现更大的合成谬误，并导致储蓄这一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消费者均衡这一微观经济学核心理论中消失。消费者支出均衡条件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分析更具可靠性，也为宏观经济总量与微观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数量关系分析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是因为微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实。
女性偏爱冲动消费，只因为养家的担子压在男人肩上
女性比男性更喜欢购物直至现代女性更多的“冲动消费”行为，其性别消费差异背后的实质性原因是男人在家庭生活结构中养家的压力更重，从而折射为具有性别特征的消费者行为差异。由于男性沿袭家庭力田承业、养生奉死的主要职责，女性对于家庭经济负担的身心压力感较男性为轻，其挣钱的边际成本概念相对模糊，在消费上花钱就容易表现出感性特征，即马云说的“败家”女人的“乱花钱”现象。现代女性为了追求更高的消费效用乃至购物满足感，进一步把感性消费显化为情绪化消费与冲动消费。而“富养女儿”的中国式养育观培养起来的女孩子消费习惯与消费偏好，则使得女性冲动消费更具中国特色。
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
当运用信用消费、网络消费等现代手段刺激需求时，消费者因对苦乐感的短期与长期感受差异，会加大消费快乐的短期贴现率。这种透支未来消费资源的经济刺激手段可能短期有效，但对消费者的总福祉不利，对现有产业结构提升会产生“滞留”效应，因而单纯“刺激需求”的政策需要谨慎选择。当消费者收入稳定增长而为获得收入付出的生命成本呈边际递减时，消费者将谋求更高效用水平的消费者支出均衡，体验消费、出格消费等新兴消费模式展示了人类消费趋乐模式的新空间，这有赖于“供给侧”改革的配合，否则会因供需结构失衡而产生消费者行为变异，到境外抢购马桶盖、抢奶粉、抢电饭煲，就是这种消费者新均衡追求下的行为新失衡。因此，刺激需求不如改善供给更加有效并使得消费者幸福感可持续。
《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一文摘录如下。
“时间异质性开启职业幸福之门”
作者：吴伟炯
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工作时间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三种典型职业的实证分析》。
如何科学配置工作时间
中国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人均工作时间和发达国家相比却很长。当前中国人均年工作时间2000—2200小时，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的水平。过长的工作时间带来过劳自杀、过劳猝死等社会问题，与幸福中国的建设目标向左。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时间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如何配置工作时间以获得职业幸福感的最大化？
传统经济学将不同职业的工作时间视为同质，考察劳动者配置工作和闲暇时间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是没有深究时间配置的心理机制。职业心理学关注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对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却极少涉及时间的优化配置。该文沿着劳动经济学的时间配置理论和职业心理学的压力理论，以时间异质性的新视角，研究工作时间配置对职业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心理机制。创新之处有二：一是提出时间异质性，细分为回报异质性和付出异质性；二是提出“短工时”具有正效用，拓展了工作对效用的作用范围。
聚焦时间的异质性 打开劳动心理黑箱
异质性假设 立足于工作时间的回报异质性和付出异质性两个行为假设。付出异质性由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发展而来，是“由于工作特征有别，不同职业劳动者投入相等数量的时间，所付出的体力、脑力和心理负荷存在“质”的差异。”。回报异质性概括了人力资本差异、同工不同酬、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现象，系指“受到市场、技能、行业等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投入相同的工作时间获得的收入存在差异。”
理论分析 构建了工作时间影响职业幸福感的理论模型：①工作时间过短会损害幸福感，当超过一定水平，工作时间对幸福感的好处不再增加甚至有害，适度工作则会使幸福感最大化；②对于特定职业，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通过健康损耗过程影响职业幸福感，不同职业的工作时间的付出异质性，形成不同的健康损耗过程；③在收入改变的情况下，工作时间通过付出-回报失衡过程影响职业幸福感，劳动者的回报异质性导致付出-回报失衡，最终使得不同劳动者付出等量时间却形成不同的幸福感。
实证分析 对农民、产业工人和公务员三种典型职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①适度的工作(6小时—7小时)使职业幸福感最大化。具体地，农民是6小时，产业工人和机关公务员接近7小时。②随着收入回报的提升，工作时间的曲线影响大小发生改变。③这种交互效应，在不同职业之间存在差异，形成不同的解释逻辑。对于农民和机关公务员，收入提高使工作时间的曲线效应变小；对于产业工人，收入提高有助于增强工作时间对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健康的倒U型效应。
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启示
设立时间相关的劳动标准法，对各职业群体进行保护。最优工作时间的确定，为中国进一步缩减工作时间并推行弹性工作制提供了依据。与农民和机关公务员相比，产业工人加班对健康的危害更严重。这种主观健康与工作满意度不同步，预示着幸福感并不可持续。政府应该设立劳动标准的管理机构，颁布独立的《劳动标准法》，加强对产业工人等职业群体的的法律保护，优化工作环境以提升各职业群体的幸福感。
减少工作时间的付出异质性，维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主观健康是开启幸福之门的重要机制。相关组织单位应该重视工作时间的健康损耗过程，维护劳动者的身心资源。通过投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如加强培训、健康教育等)，开发心理资本(如乐观、希望等)，促进工作恢复(如心理解脱、放松等)，有助于控制健康损耗过程，减少时间的付出异质性，从而整体提升职业群体的幸福感。
逐步缩小工作的回报异质性，平衡劳动付出与回报。工作时间的回报异质性造成了劳动者的付出-回报失衡，降低了主观健康进而不利于提升劳动者的幸福感。在经济增长与工资增长不同步的情况下，组织聚焦劳动者的工作资源，从物质、心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来减少工作的回报异质性，切实地缓解劳动者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失衡，可以有效增强劳动者的职业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