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炯博士的论文《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发表在《心理学报》杂志2017年第11期。《心理学报》是我国心理学界的权威刊物，其国际影响力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中文刊中排名第一。

吴伟炯博士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和行为经济学研究，围绕幸福和行为决策领域，发表了“时间”决策的系列论文，提出了最优工作时间7小时、时间异质性等新观点。论文《破解“通勤悖论”》在中国城市交通拥堵的背景下，提出了“通勤过渡带”理论，对行为经济学的“通勤悖论”作了新的解释。这不仅推进了行为决策理论，而且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甚至城市规划都有积极的启示。

论文简介：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几乎合二为一，通勤距离和时间并不长；如今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 中国主要城市正在进入一个整体性交通拥堵的时期。过长的通勤时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痛点。这种现象对人们的幸福感有怎样的影响？怎样才能跨越“幸福被掏空”的通勤陷阱？

心理学家还没有建立通勤时间决策的理论。经济学告诉我们，通勤时间的决策是理性人权衡通勤成本与收益的结果, 认为通勤时间增加必然可以由低廉的房价(房租)和高薪酬的工作得到补偿。现实情况果真如此吗？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相反地给我们提出了悖论难题！这种“通勤时间延长未必换来相应补偿”的效用失衡现象，就称为“通勤悖论”(commuting paradox)。

管理学家提出的“工作−家庭边界”理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借鉴这一思想, 我们将通勤视为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的过渡带。我们知道，工作与家庭边界包括物理、时间、社会和心理四种属性。那么，通勤作为工作与家庭边界的过渡带, 也应该包括了物理、时间、社会和心理四种过渡带。所以，要破解“通勤悖论”，需要注意四种通勤过渡带，特别是社会属性（social transition zone）和心理属性（psychological transition zone）两种“隐蔽”的过渡带！

研究数据验证了关于社会过渡带的理论观点：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下，配置等量的通勤时间会形成不同的幸福感。未婚白领的幸福感随通勤时间持续下降；已婚白领的幸福感随着通勤时间先下降后上升。这说明通勤时间确实连接了工作关系(如上下级、客户)和家庭关系(如夫妻、子女)。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减少单身者的比例，构筑通勤的社会过渡带,是克服“通勤悖论”和应对“职住分离”的可行举措。

研究数据还发现，在通勤1.75小时~2.75 小时，白领职员陷入了通勤时间陷阱。也就是说，通勤时间延长真的换来相应补偿（如低廉的房租或房价、出行便利、高薪酬）。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陷阱！设想一下：职员加班后感觉身体被掏空，真的要吃饭休息了，但是为了换来低房租或房价，耗费多一点时间通勤是值得的，谁还需要睡觉？

这些结果只是部分地回答了通勤悖论的问题，我们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去研究怎样才能跨越“被掏空”的通勤陷阱？用什么心理技巧可以防止幸福被掏空？答案是：强化通勤的心理过渡带。人们可以采用心理策略（如心理解脱、放松），把通勤的物理、时间和社会属性重新组合起来, 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过渡带, 以此来管理自身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我们的数据发现，社会过渡带不同时，心理过渡带有别。在下班路上，未婚职员需要侧重心理解脱, 已婚职员需要侧重放松体验。

我们对通勤时间决策的探讨才刚开始，在提出通勤过渡带的理论框架之后，还会针对具体内容展开相关的研究，比如工作幸福感、子女数量、领导方式、组织支持、通勤方式和城市特征等一系列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或联系我们！

引用该文：

吴伟炯.  破解“通勤悖论”：通勤时间如何影响幸福感[J]. 心理学报, 2017, 49(11): 1449-1459.

WU Weijiong.  Resolving “Commuting Paradox”: How commute time influe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17, 49(11): 1449-1459.

论文链接：

http://journal.psych.ac.cn/xlxb/CN/10.3724/SP.J.1041.2017.01449     

或

http://journal.psych.ac.cn/xlxb/CN/Y2017/V49/I11/1449